管理故事：商鞅治秦功与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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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春秋战国时期，秦国公司的CEO秦孝公一心想扩大规模，搞多元化经营，设立跨国公司。为此，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招贤纳士，希望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个宏图大愿。

　　这则消息传到了魏国公司一个名叫公孙鞅的耳朵里。公孙鞅，本是卫国人，因他少好刑名之学，素有依法强兵富国的理想。他到魏国集团的目的就是想劝导魏国CEO实行法治，进而兼并其他企业，建立一个统一的跨国集团公司。当时，魏国公司本是七国中的强国，后来由于受到齐、秦两国的夹攻，齐国打败了魏国，魏国从此一蹶不振。

　　于是，公孙鞅从魏国跑到了秦国，靠总裁办秘书景监推荐见到秦孝公，陈述自己富国强兵的策略，孝公大喜过望，从此与他共商国家大事，但是，公孙鞅的变法改革遭到了秦国中高层管理层的抵制。公孙鞅对秦孝公说：“对一般人，不能和他们商议开创大业的计划，只能和他们分享成功。要成大业就不能与众人谋划。所以圣人只要能够强国，没必要效法旧传统。”

　　高管甘龙反驳说：“不对，按照旧章治理，才能使官员熟悉规矩而百姓安宁。”公孙鞅说：“普通人只知道安于已有的习俗，学者往往被所知限制而不能自拔。这两种人，让他们做官守法可以，但不能和他们讨论超过法令以外的事。聪明的人制定法规政策，愚笨的人只能受制于人;贤德的人因时而变，无能的人死守成法。”秦孝公说：“说得好!”便任命公孙鞅为人力资源部总监(左庶长)，制定变法的法令。

　　法令已经详细制订但尚未公布，公孙鞅怕公司员工不信任，于是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，下令说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去就赏给十金。公司员工感到此事奇怪，没人敢搬。公孙鞅又说：“能拿过去的赏五十金。”于是由一个人拿着木杆到了北门，他立即获得五十金的重赏。这时，公孙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法令。

　　颁布变法令后，公孙鞅尽心治理秦国，大力推行法令，做到公平无私，惩罚时不因为对方是高管或创业元老而避讳，赏赐时也不因为对方是董事长的小舅子而偏私。有一次，太子犯了法，公孙鞅便把太子的两个老师都实施了严厉的刑罚。新法施行十年，秦国公司路不拾遗、山无盗贼，一片太平，公司员工不取非份财物的好风气，市场销售等业务部门很快地强大起来，使其他公司非常害怕。

　　由于公孙鞅尽职尽责，秦孝公把商于地方的十五个县封赏给了公孙鞅，公孙鞅号称商君。商君为总经理(相)后，制定法规极为严酷。任总经理十年间，积怨甚多，公司上下对他都有恨难言。

　　一次，商鞅得意洋洋地问别人：“你看我治理秦国，与当年的百里奚谁更高明?”那人说：“百里奚在秦国为相时，劳累了不乘车，炎热的天气也不打伞盖，在国中视察没有前呼后拥。他死的时候，秦国的男女老幼都痛哭流涕。你起初是以结交宠臣为进身之途，待到掌权执政，就凌辱践踏贵族大家，残害百姓。一旦秦王有个三长两短，秦国用来逮捕你的罪名还少吗?”商鞅不听。

　　五个月后，秦孝公生了病而且不能够痊愈。秦孝公死后，惠王继承了CEO的位子。他即位执政不久，商鞅就因为自己曾对惠王的老师施行过刑罚，害怕被诛杀，所以请求回到魏国。

　　有人劝秦惠王说：“大臣过于受重用，就会危害国家;左右过分亲近，就会给国君本身带来危险。现在秦国的妇女小孩都在谈论商鞅变法，而没人谈论大王的法令，这是使商鞅反而成为了主子，而大王却变成大臣了，再说商鞅本来是大王的仇人，希望大王把他杀了。”

　　于是，秦惠王用车裂的刑罚将他杀了，而秦国公司的员工们并不怜悯他。
　　评述

　　商鞅刚到秦国，人情不熟，立足未稳，而且作为人力资源部总监(左庶长)，还要推行自己的一套新制度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

　　对上，如果不能让CEO迅速见到这套新制度的成效，就会降低CEO对他的信任度;对中，由于要损害一批中高层管理者的既得利益，他们能够少捣乱就值得庆幸了，更别提得到帮助了;对下，如果不能让员工感到实实在在的利益，是没有人愿意认可这套新制度的，反之这些人还会被人利用来反对商鞅。

　　这时，商鞅结合当时的现状，烧了上任后的第一把火：重金奖赏遵守法令的人，一下子就打开了局面;第二把火是惩罚了不遵守法令的两位高管(太子的老师)，震慑了所有的人;第三把火是在第一二把火的基础上成了一支执行力非常强的团队，持续而深入地执行了十年，让法令的效果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。

　　这三把火的背后，让商鞅成功最关键的东西是什么?

　　信誉!

　　因为商鞅清楚地知道：信誉是管理者的至宝。秦国集团要靠全体员工来保卫，而员工的一切待遇要靠企业的信誉来保障。如果企业不讲信誉，则没有办法使员工来服从和拥护企业;如果没有员工们的努力，这个企业也就没办法维持。所以在当时普遍不讲信誉的社会风气下，商鞅要确定自己的法令能够顺利执行，首先要确立自己的信誉，那就是说一不二，维护法令的权威性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够确保法令的执行力。

　　司马光如此评价商鞅：“处在你攻我夺的乱世，天下竞相尔虞我诈、斗智斗勇的时代，虽然商鞅很刻薄，但是他仍然不敢忘记树立信誉以收服民心，又何况今日治理天下的领导者呢?”

　　但是，商鞅用法令治理国家的副作用也是巨大的，虽然改善了员工们的生活条件，但没有赢得大家的尊重和爱戴;虽然让秦国强大而富足，但依然没有逃脱被车裂的悲剧宿命。

　　原因在于，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，商鞅最重视“法”，即法律、法制。法家认为，治理百姓应当以法以刑，认为通过法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。而这样做的后果却是失德和失人心。《诗经》中说：“得人心者兴，失人心者灭。”而《尚书》中也说：“依靠仁德者昌盛，凭借暴利者灭亡。” 商鞅依靠酷刑执法，最终自己被酷刑所杀，不能不说是个悲哀。

　　与法家认为只要刑法苛刻，老百姓就不敢犯法，就会因敬畏法律而成为顺民。看法相反的是，儒家认为，治理百姓应当以德以礼。只有提高百姓的道德涵养，让他们自己认识到错误并勇于改正才是最高境界。因此，孔子说：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

　　结合商鞅变法的经验教训和法家、儒家两派的思想可以看到，以儒家为体，以法家为用，或许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之一。世界级优秀公司的创始人依靠自身的影响力(仁德)创造一种价值观，体现于企业文化，这就是儒家的德和礼。在价值观和企业文化的基础之上，建立相匹配的、甚至是苛刻的规章制度，以保证公司领导权的合理行使和员工的行动符合公司利益。

　　如果只有良好的价值观，执行起来是非常有难度的;如果只有完善而严密的规章制度，虽然短时间会有良好的反映，但员工的忠诚度会大打折扣。